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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朱健国: 何新:今日苏秦——从一本书看一种伪现代化细节
何新:今日苏秦——从一本书看一种伪现代化细节 (朱健国)
苏秦最重要的特色

  何新大名,久有所闻。但一直不知他在今日社会中的角色真相。曾以为他是一自学成才者--他未读大学,却曾自称为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曾以为他是自由思想者--他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被列为"精神污染"的清理对象;曾以为他是御用文人--他毫无愧色地自白:拿国家工资的文人,当然是御用;曾以为他是一个学者--他有多部著述。但是,近读其新著《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年5月版)之后,才知作者何新最真实的角色是:现代苏秦--一个典型的伪现代化食客。 关于苏秦的典故,《东周列国志》第九十回《苏秦合从相六国,张仪被激往秦邦》说得清清楚楚,老少咸知,不用赘述。只是有一点还想提示,苏秦最重要的特色是并无什么信仰宗旨原则。苏秦原本想以三王王霸攻占天下之术助秦称帝吞并六国,不料秦惠文王初杀商鞅,不喜新来游士,饱受冷落的苏秦遂转而从太公《阴符》里提出"合从"之术,反过来帮六国抗秦。在苏秦眼里,投奔秦国还是投靠六国,并不重要,坚持什么理念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君王是否接纳我,王喜欢什么,我就坚持投其所好。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权势,得其知遇施舍便当效忠。 今以何新《思考》,综观何新历史,亦可见他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不论什么人当权,他都要上书写密信,都要去献策帮助。他是一个善于不断揣摸最高领袖意图而不断投其所好的变色龙。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今,他已有三大变--文革时期他便痴心投"晚年毛泽东"所好。何新回忆道:"事实上,在1974年-1975年那几年里,我曾不断地给毛泽东写信,寄到北京中南海、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地。在这些信中,我既谈自己对当时的文化革命、批林批孔、中国历史的看法;也试图把我对哲学、辩证法和逻辑问题的研究呈献给毛。我当时天真地认为,我所进行的研究,正是他老人家一直所期待着寻找的某种理论答案。"(P192)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何新根据当时中央权势核心的改革新动态,从为文革出谋划策者变为一个力主改革开放、文化反思的思想先锋--他说,"在七十年代末,我曾一度醉心于存在主义、现象学、分析哲学、结构主义、价值相对主义和多元论等形形色色的西方现代思潮。我曾经深感兴趣于胡适的实证主义、顾颉刚的古史辩派,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持一种鄙夷和冷漠。"(P82)1983年"清污运动开始的来势很猛。当时上面作了部署,对思想理论、文艺中鼓吹"自由化"的东西进行全面清理。……我的一系列论文和文艺美学评论文章,包括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文、关于异化问题的论文,关于美学形式主义的论文等,都被作为具有较严重"污染"倾向的论文,而被近代史所列入待清理和批判的名单。"(P78)" 这一次有惊无险的风波给何新教训良多。经过几年的打探,何新明白自己误会了最高权威的真正意图,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1987年初,我应香港大学邀请赴港参加会议,在香港听到国内发生学潮。不久胡耀邦辞去职务。我这时政治及文化思想已渐趋成熟,由激进改革的立场逐渐转向了"保守"。"(P24)"在此之后,我十分鄙视那种主张引进西方价值改造中国文化的所谓"自由主义者"。至于一些人指责我的"保守主义"、"反动倒退复辟"等等,只令我感到自豪。"(P121)

  忘了一个简单的常识

  为了掩盖政治投机,提升"浪子回头",何新将自己突然改变主义称为先破后立,自圆其说道:"回顾我的思想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寻求破的时期,第二阶段是寻求立的时期。破,就是突破传统意识形态的桎梏。这个阶段从1967年-1987年,约略为20年。立(1987年至今),就是在面对文化虚无和意识形态真空的废墟上,探索维系、延伸中华文明生存发展的新价值体系,以及新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寻找连通华夏传统思想与现代革命、华夏传统思想与外来文明,使之衔接连续的桥梁。"(P120) 何新在这里"觉今是而昨非",似乎头头是道,可惜却忘了一个简单的常识--其实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西方引进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西方价值观。何新自视聪明之极,可有时连这样的基本常识都不具备:马克思主义虽然引进到中国来,虽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了,虽然成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但它还是来源于西方,还是西方价值观之一。而今号称"回归马克思主义"的何新,又怎么能"十分鄙视那种主张引进西方价值改造中国文化"? 何新的《思考》,通篇充满了这类混乱逻辑、自相矛盾。

  古已有之的旧货

  何新号称要建立"新的意识形态",其实却是古已有之的旧货。他自供说-- "我个人认为,当前国家需要深刻的理论思维。需要调整政策修正失误,需要对继续改革的方向深化认识和重新认识……在我的字典中,"保守"并不是一个坏字眼。保守就是执着地坚守某种传统。何况我们这个民族面对着两种传统。一种是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的传统,从伏羲、炎黄到孙中山。一种是新中国赖以立国诞生的革命传统,从孙中山到毛泽东。近20年来,这两种传统遭到八面来风的冲击。而我在精神上所致力的,一直是坚守和复兴这两大传统。(P18)"这不是在复古复旧么? ""以德治国",切中时弊。……腐败的真正根源还并非在制度,而是在于人性,在于人性中的自私和贪婪……对国家大法和根本体制进行变革,这将意味着发动颠覆国家现政权的政治革命和大动荡、大动乱。"(P13)"轻言"政治改革",实际往往是颠覆现存体制和制度的同义语。……卢梭也认为社会秩序高于一切,……他认为国家主权的目标高于全球化"(P17)这些别人早已说过的话,并且已在实践中失败的思想,能算"新的意识形态"?

  "通天"管道是"桥梁"

  再看何新如何"寻找连通华夏传统思想与现代革命、华夏传统思想与外来文明,使之衔接连续的桥梁"--他把苏秦张仪的封建投机钻营之术作为出人头地的"桥梁",以建立非民主的通天信息通道为实现个人富贵欲望的"桥梁"-- 何新的"桥梁"是从变启蒙百姓为取悦领袖开始的建立的。他1980年前后的自由思想文章是以平民或知识分子为第一读者对象,文章通过报刊发表;而1987年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后,他便开始将文章的第一阅读对象定为上焉者, 千方百计寻找"通天"管道--他说: "1988年当时我还没有找到可以直接向中央向邓小平、陈云同志进言的管道,胡绳让他的一位秘书为我提供了这种管道"(P79)不久何新就自豪了:"我当时有三条管道。一条是正式的官方提供的通道。一条是通过王震等老同志转达。还有一条,是私人性的。我可以把我认为最重要的信件直接送达到邓小平同志家门前,以确保老人家能看到。这条通道是1989年冬季设置的。我轻易不启用。而以上这封信,是我亲自送到邓家呈报邓小平的最后一封信件。这条通道,在1989年-1992年的几年间,我一共使用过十几次。把我关于政治经济及国际问题的一些重要想法,以及我所收集到的一些重大内外信息由此渠道直接呈报到邓小平。"(P21) 何新自述,他在给邓小平的密札中呈上了"权威真空,国必动乱"的人治新观念:"针对当时有人正竭力鼓吹"政治分权和多元化",我在信中认为:近年来国内外一些人不断批评中国的"人治"和"老人政治"(伦敦报告中也提到这一点)。我对此现在有一点小小异议。所谓人治就是权威政治--围绕一位或数位权威领袖做出最高、最终决策。我们很难设想,十几年的中国改革,如果中央没有以小平同志为核心的权威存在,会取得今天的成就。而今天人们所担心的、敌对势力所期待的,也正是在这一权威核心万一消失之后,中国可能将出现无政府状态。"(P20)将权威等同"人治",等于"老人政治"的"新权威主义",可能算何新参与的一个发明,不过人们要问,宪法不可以有权威吗?公众意见不可以有权威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可以有权威吗?谁说权威就一定等于人治?世界上许多现代法治国家,没有人治没有老人政治,但照样还是有法律的权威。当年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丑闻"下台,就是因为美国有公众舆论监督的权威,有宪法的权威。如果美国当时是人治的权威,尼克松有再多的丑闻,也无法让他下台。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否定权威,他们否定的只是人治的权威、专制的权威,而力求建立公众的权威、宪法的权威。一个国家的确不能出现权威真空,但真正能保证永远不出现权威真空的前提,只能是让公民意见拥有权威,让宪法拥有权威。何新为了私利而公开鼓吹人治,不惜又一次"遗忘"一个基本的常识。

  擅自进行"感情代理"

  何新曾五体投地的记述王震对他的知遇:"那是一次非常正式的会见。1990年秋的一天,中国社科院办公厅通知我,国家副主席王震约我谈话。当时王老正在301医院患病住院,院办公厅派车把我送到王老在医院中的住所。当我走进屋,王老正坐在轮椅上等我。见到我来,他想撑身站起来,我非常感动,忙过去搀扶他。他握住我的手,对我说了一句话,说:"我代表****,感谢你!"这句话当时几乎令我落泪。李白曾说:"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见(识)韩荆州。"当时我的处境,由于我在1989年事件前后反对所谓"民运"的立场和观点,对我个人可以说正是被内外熬煎,水深火热。王震讲的这一句话,令我内心积郁的所有的压抑与愤懑涣然冰释。"(P19)1991年4月17日,何新在又被王震约见时,第一句话就说:"看到您身体康复,全国人民都会高兴。"(P24)何新这时不惜违法进行"感情代理",擅自代表全国人民。 何新如此想庙堂之所想,急庙堂之所急,本无可厚非--人完全有选择自己言行的自由,紧跟执政者也并非就是野心家。问题是何新一面如此献身与"主旋律"高度一致,一面又要宣称他最追求精神的自由:"我这个人不仅追求精神的自由,而且也追求物质的自由。古代有一种游士寄人篱下,为"出无车食无鱼"而弹铗悲歌,作摇尾乞怜状。我认为这是士之奇耻。我欣赏历史上那些功业成就即远离权力中心,弃富贵如敝屣而浪迹江湖的隐者。这是真正洞彻达观的大智。得志则行其道而济天下,不得志则志于学而独善其身,这就是我的抱负和理想。"(P3)

  没有资格讽刺冯驩

  何新在这里无情地嘲笑了战国时代孟尝君的食客冯驩,可是何新有没有资格讽刺冯驩呢?难道何新自己不也是一个新时代的现代食客吗?何新自称他没有坐公车,而是驾的自家私车,请问他的私车从何而来?如果没有"一个老人"之类的权势者为其开绿灯,他的文章著作能够畅通无阻的发表赚钱么?他能够领取专职政协委员的高额薪水和特别补贴么?他所拥有的高干医疗"蓝卡"特权,又为其省去了多少平民百姓不能省去的医疗费用呢?如此寄生于政府之门,甘当现代食客幕僚,千方百计建立通天管道,还能自称向往"远离权力中心","弃富贵如敝屣而浪迹江湖的隐者"么?! 何新一不小心就打了自己的嘴巴--他自白:"我的职务是专职的全国政协委员,到本届已连任第三届了(第7、第8、第9届)。我的工资及供给关系都在全国政协,级别相当于正研究员或者正教授。此外(还有),国家给予专职的政协委员一些特殊照顾。有一件事令我一直很感动。1992年我患脑病,当时主持政协工作的王任重副主席知道后,指示政协向卫生部联系为我办理高干看病使用的"蓝卡"。卫生部回复不行。因为根据有关文件,对享受这种蓝卡的干部在年龄和资历上有限制,我不够条件。王任重先生当时已患大面积心肌梗塞而住进北京医院。他在病榻上口授一信签发给当时主管中央办公厅的杨德中同志。几天后,他就去世了。后来经杨德中同志特批,卫生部保健局给我办理这张蓝卡。医疗蓝卡是一种特权。"(P3) "在两千多位全国(政协)委员中,好像只有二、三十人是专职的。其中主要是离退休老人,像李雪峰、王光美。还有一些较特殊的知名社会人士,如过去的溥仪、梁漱溟。十年前我担任专职委员时,才40出头,是当时唯一比较年轻的专职委员。这是中央领导根据我个人的某些特殊情况,而作出的一种工作安排。1990年我准备离开中国社科院时,关于我的工作当时曾受到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关心 。当时小平、陈云、先念、江总书记、李鹏总理、丁关根同志都以不同的方式对我表示过关心。对此,我是很感念的。确切说,我后来在政协的工作是1990年经国家副主席王震提议,由全国政协李先念主席和王任重副主席斟酌我的特殊情况而特殊作出安排的。"(P4) 何新这一段自述挺有趣,他开始是极力想显出自由的姿态,故意称王任重为先生,可是一到后来,不知不觉又回归到了食客的本色,重称王任重为副主席,并且打官腔称呼了一串大领导人物。众所周知,全国政协是一个政府部门,在全国政协拿工资,当专职政协委员,也就是政府的一个公务员了,何必硬要假扮一个自由身份呢?要知道,许多大人物都是在家里上班的,何新以在家里上班就是自由思想者,实在是一个天真而无耻的大笑话。须知,思想自由与否,关键要看你的思想是否要讨谁来欢心,只要是为权势者设计的思想,需要权势者点头的思想,又哪里能称还有自由。

  自知之明的坦白

  当然,何新在《思考》中也有清醒自知之明的时候--他对自己的真相有一些坦陈: 何新总结说:"回顾起来, 这些年来,我为国家致力的工作主要是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为政治社会大局的稳定,为对抗来自西方的颠覆性意识形态,为国家提供积极的意识形态支持。例如,面对西方的人权攻势,我在1991年提出人权内容不仅仅是个人政治权利,还有社会成员整体的生存权、温饱权。第二、在近年复杂背景的国际政治经济斗争中,将我所看到的危险倾向和失误,及时提出警报,为国家献计献策,提示某些具体且可操作的对策和建议。第三、面对近年国家意识形态基础的动摇,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思考,寻求支持国家大局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新的建设性的理论基础。" 但何新积习难改,坦白几句后,又言不由衷了,竟然无视事实地说:"并没有人要求我必须这样做。我是自觉地、也是自主地做这一切的。" 他忘了,他对到政协工作的方式说过:"我的时间安排很自由,非常自由。……据说这也是一位老同志的提议。他认为,对我这种人,"不要约束,不要管他。让他自由思考。""(P7)"他(王震)第一次见我时问我是否是党员。我说不是。他说:"好,你不要入党。"1992年夏,他又让我去看望他。听我谈了对当时内外形势的一些看法后,他对我说:"写信,你给邓小平写信。"我说:"我讲有用吗?"他说:"你写。""(P20) "一位老同志"肯定是一位一言九鼎的高级领导,何新这样在"一位老同志的提议"下写文章,上密札,难道还能说"并没有人要求我必须这样做"? 何新在《思考》中曾极其清醒时地坦白:"极速分分彩平台御用,对。因为我领的是国家的俸禄嘛。受国之托,则勤国之事。应该说,能为国家服务效力是我个人的无尚荣幸。……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我有幸际遇邓小平、陈云、王震这一代杰出的政治家,以一个学者的身份竭忠进言而竟不被见弃,从而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国家、民族效力。"(P8)从古至今,"国家"、"民族"这两个词从来是封建专制者欺骗百姓,为一姓之王朝孝忠卖力的一个陷阱。只要国家不是通过民主制度为公众所真正掌握,侈谈让人民大众尽忠国家、民族的所谓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所谓强国兴邦,都只是愚弄人民的骗术。何新抽掉国家由谁当家的前提,以标榜自己为国效力掩视自己谋求富贵荣华的私心,如此口吻,一个苏秦似的封建投机策士的嘴脸,何等分明!

  中国伪现代化大潮的经典细节

  据说何新现在已有33部著作,其中最有名的是香港明镜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致中南海密札》。自大清朝灭亡,中国消失帝制,改为共和制之后,已经中断臣民给皇上上密札的传统一百来年了,自春秋战国的苏秦张仪消失之后,特别是辛亥革命以降,中国大地上似乎已断绝了苏秦张仪的子孙。然而现在人们看见了何新,就好像又看见了苏秦张仪--在今天走进新时代的中国,一个平民子弟依然可以采取不要信仰,不要原则,运用小聪明投机取悦权势的方法,成为一个出有车食有鱼的新食客新幕僚新策士。在当今中国千万人下岗的形势下,何新奋勇开辟了一条新的求职渠道,实在是劳苦功高,可敬可佩。 只可惜,像何新这样的"专职政协委员"每每让人想到苏秦张仪,而一想到苏秦张仪,人们就会有一点害怕,如果在今天这样一个倡导民主法制的新时代里,还会有一些封建性的职业或者职位,是不是我们的国家还有许多封建残余?何新曾说,"那时我最爱读的一本小说就是斯汤达的《红与黑》。我觉得自己的情况和感情经历颇有一点像于连.索黑尔。……于连呼唤道:"我爱真理,但是真理在哪里?到处只有伪善,至少也是欺诈。就连最伟大、最有德性的人也不例外。喂凤凰彩票,人绝不可相信人。"这些话当时似乎也正是我的内心之声。"(P108)何新由效法于连而走向模仿苏秦张仪,不奇怪;怪的是他居然大获成功--有一些革命家也还是要和古代侯王一样收养食客。为什么不能让广大民众通过大众传媒公开发表意见,而非要鼓励少数人通过特殊手段建立通天渠道,去敬献密札呢?何新的成功是古代密札制度的复兴,也是现代民主舆论制度监督的委缩与失败。何新开心之日,也就是现代法治伤心之时。 将人民大众的民主公开参政自主权,演变为何新之类极少数人的特权密札之道,且还冠以"专职政协委员"和"走向新思维"等现代美称,这是中国伪现代化大潮的又一经典细节,又一重要个案。

  (临末需要说明一点,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新权威主义,甚至是封建主义,我觉得都有自由存在的权力,人们都有自由信仰追求它们的权力,我从来不认为现在已经有了定论,什么主义是最好的主义,一切主义都还需要继续实践,最终由历史裁定。如果何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对他的一切学说,我都可以宽容其自由探索,但何新令人讨厌的是,既要当什么,又要立牌坊,明明是主张人治、专制,取悦权势,却偏偏要说自己是个自由思想者,追求精神自由;明明是一个没有什么一定的原则和信仰的私利牟取者,却偏偏说自己是在为国家为正义而奋斗;明明是苏秦与于连的混合物,却偏偏要打扮成一个现代学者。如此虚伪狡诈,这就令人不能容忍。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在全力以赴地为"主旋律"效力,我虽然不赞同他们的观点,但我仍然敬重他们的为人,因为他们不是忽左忽右,伺机投机。也许最终历史证明他们的观念不对,但是他们的人格却不会有言行不一的污点。而何新恰恰面临着一切都将失去的危险,历史将证明他既没有真正的学术观点,也没有应有的人格。 清人蔡元放说得好:"学有可以得富贵之道,而为学者,不可有求富贵之心。从学起见则为己,而为君子;从富贵起见则徇欲,而为小人。为学同而所以为学者异也。如苏秦之读书刺股,非不于学甚勤,而其所以然,只为富贵热中,不是为己发愤,故其人品殊极速分分彩平台不足数。"[《东周列国志》P710,岳麓书社1992年2月版 ] )

  注:本文所引何新文字,均出自何新新著《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年5月版)